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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快乐女声“黄英现象”的传媒学启示

作者:范 藻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726 更新时间:2009/9/12 22:27:24

当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2009年快乐女声“黄英现象”的传媒学启示

 

四川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系  范 藻

 

 

2009年似乎平静的大众文化,在它的夏天和秋天开始了不平静的喧嚣。

一个未经训练的业余歌手一下登上了乐坛首席;

一个平平相貌的农家少女居然变成了青春偶像;

一个默默无闻的山村女孩突然引爆了中国荧屏。

这不是神话,这是现实。这个交织着神话与现实的主角就是来自于四川的黄英,在湖南卫视2009年的“快乐女声”电视大赛中,在众多实力雄厚的选手的竞争中,她一路斩关夺隘,突出重围,杀入十强,最后进入前三,虽然最后获得季军。可以说,黄英是人气最高的快乐女生,自从她进入前五十后,在她的家乡四川达州乃至全国就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黄英热”,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尤其是《中国青年报》200995日“特别报道”以整版的篇幅推波助澜。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视觉快感被大大利用了。媒体提供了‘好看’的娱乐形式,煽动了受众的娱乐情绪,那种本不属于自己的快感形式渐渐被受众所认同,变成了受众自己的娱乐,直至在娱乐中转化为自然的需要。”[1] 似乎黄英成了每一个喜欢她的人的倾诉的知音和崇拜的偶像。

由此引发的“黄英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被媒体们指陈的“黄英现象”究竟是什么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女孩一夜成名的传奇故事,还不完全是一个湖南卫视平民造星的文化策划,也不取决于一群歌谜粉丝摇旗呐喊的人气效应。这是一个依托黄英又超越黄英的当代传媒奇观,即借助黄英的三种表现情形:一是她演唱的“红歌”如《映山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和民歌《阿里山的姑娘》、《彩云追月》、《娜鲁湾情歌》这些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二是她融合通俗、民族与原生态于一体的我们似乎熟悉的“英式”唱腔,三是她贫寒的家庭、坎坷的经历和漂泊的人生这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个人材料,于是逐渐构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谜一样的“能指”符号。而这些一当经过现代传媒的报纸、电视和网络集中、反复“放大”出来后,很快就在中国的流行歌坛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春江潮水”,在当今的大众文化领域里盛开出了一片娇艳的“映山红花”,在媒体的传播空间里呈现一阵欢乐的“彩云追月”。貌不惊人的丑小鸭变成了靓丽无比的白天鹅,其“所指”寓意才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并思考的真正原因。那么,从传媒学的角度看,2009年快乐女生产生的“黄英现象”到底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一、主流价值与流行文化的合谋

黄英在“快乐女生”演唱过程中的招牌歌曲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诞生于“文革”结束时期的革命歌曲经过几十年后,今天顺理成章地被归入了“红歌”系列。“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每当我们耳畔响起这婉转的旋律和真切的曲调时,仿佛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光阴荏苒,物换星移,但是我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清晰地呈现出“红旗卷起农奴戢”的气势、“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悲壮和“钟山风雨起苍黄”的豪迈。今天当一位来自当年川陕苏区的乡妹子站在绚丽的灯光下,身着新潮装束,借助电声乐队的伴奏,用特有的四川高腔深情演绎这首《映山红》等革命歌曲时,一下子激起了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几代人的亲切回忆。的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在综合国力日益增长和物质文化不断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稀感觉到革命的光荣传统和民族的崇高精神,还有理想信仰、道德情操和仁爱品行正在渐行渐远,变成一抹优美的风景。对此,我们的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

湖南卫视从2005年开始的“超级女声”到2007年的“快乐男声”,再到2009年的“快乐女声”,已经逐渐打造成了响誉全国的知名大众娱乐品牌。由于它在本质意义是满足视听愉悦的流行文化,因此,从它的策划宣传到表演展示,从媒体炒作到包装定型,无不是按照文化产业的模式运作、大众娱乐的套路设计、传媒规律的效应增值的,这在繁荣文化市场、刺激文化消费和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作为大陆中国的传媒还担负有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使命,从国家广电部对包括湖南在内的娱乐节目的限制和规范就可略知一二,如今年的湖南“快乐女声”的播出时间放在晚上十点后,不允许短信投票等。但是这些丝毫没有阻止人们对这档娱乐节目的喜爱,尤其是黄英在3125演唱的《映山红》,出乎意料地征服了在场的评委和全国的观众,连巫启贤这个在国外长大的音乐人都有点语无伦次,全场被她感动了,并迅速感动网络上一大片60708090后的人们,一些中年朋友不仅被黄英的天籁之音打动,更被《映山红》歌曲中的怀旧情绪感染,迅速成立了“映山红”粉丝团。

如上所言,由于主流意识的无孔不入和国家话语的强势存在,必将改变我们对于这类真人选秀节目的惯常思维,它们再也不是一些媒体在电视荧屏制造的大众娱乐了,也不仅仅是一帮青春少年在网络时代的集体狂欢了,从而实现了主流价值与流行文化的一次成功合谋。

二、国家目标与百姓梦想的合拍

不论是一百年前孙中山的“民生”梦想,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国”理想,也还是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富民”举措,可以说,国泰与民安、国强与民富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表达这个理念,更多的是借助《歌唱祖国》一类的革命歌曲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一类的政治抒情诗,在抒发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观念上,常常是用国家的富强来简单地代替或“掩盖”人民的富裕,而实践证明只有人民的富裕才有国家的富强。那么,在进入1980年代后就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从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后来的“以先富带后富”,乃至当今提出的“共同富裕”和“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都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目标与百姓梦想纳入了同一个轨道,在事理的逻辑层面上,将国家与百姓同等对待,甚至是先百姓后国家,这再一次应证了一个朴素的民间真理:“小河有水大河满”。

最能体现这种“国家目标与百姓梦想合拍”的是2005年。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与此相呼应的是湖南卫视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开展“超级女声”的造星运动,一时间应者如潮,观者如海,将张靓颖、何洁、李宇春等一大批灰姑娘打造成了白天鹅,由此开启了平民百姓一步天堂的神话。紧接着2006年真人选秀达到了火爆的程度,有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乃至地方台如四川达州的“唱响达州”等等,黄英就是那年“唱响达州”大竹赛区的亚军。2009年快乐女声黄英的闪亮登场和受到热捧,就不是偶然的成功了。

耐人寻味的是她的“人气”指数居然盖过了冠军江映蓉和亚军李霄云,这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目标与百姓梦想的合拍”。黄英和以前所有的“超女”、“快女”和“快男”这些真人星宿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她出类拔萃于“草根阶层”,因此是百姓身份的真正代表,就是她艰难隐忍于“草台班子”,因此是民间艺人的成功典范,就是她顽强生长的“小草意力”,因此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身。正如20099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非在《草根“女声”打败黄金时段铁律》的一篇文章所言:“只有这个社会提供成功的希望、平等参与的机会,才能唤起人们的奋斗渴望和勇气。只有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能够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个国家才会有前途。”是的,经过一百年的前赴后继,落后贫困的中华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强国梦”,经过十数年的呕心沥血,坎坷曲折的中国百姓应该有自己的“富民梦”,因为,我们都拥有同一个梦想——“中国梦”。

三、地方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合作

由江湖而至庙堂、由民间而至朝廷、由另类而至正统,从古老的《诗经》到近代的小说和现代的民歌,再到当今沸沸扬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一不是官本位思维或国家意志的主流文化“招安”的结果。在当代强势传媒的驱使下,不幸中的有幸还是终于发生了:湖南卫视的这档真人选秀节目也不得不主动接受“招安”,“红歌”曲目的进入和播放时间的后移就是明证,在所有被“招安”的现象当中,由于“黄英现象”的存在而黄英却被动接受“招安”。换言之,黄英因其独特的身世,还有她演唱的政治意义所寄寓的红歌和文化意义所推崇的民歌,而受到跨越年龄、职业和身份的受众的普遍欢迎,正是粉丝们的热捧而暗合主流文化的窠臼,真可谓“无意插柳柳成荫”。质言之,黄英作为文化“符号”所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娱乐要求、社会底层的奋斗价值、年轻一代的成功意识,更不用说她演唱的红歌和民歌曲目本身了,她不想“招安”都不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为“地方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合作”成功,设置了逻辑前提。

那么,如何从“黄英现象”中看到“地方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合作”的事实本身呢?黄英所在的家乡渠县位于四川省东部、大巴山南麓的农业大县、资源大县和文化大县,地方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打造“汉阙之乡”、“黄花之乡”和“竹编之乡”,然而收效平平。而黄英的成名似乎让地方政府一下子找到了宣传渠县的抓手和契机,随着黄英一次次晋级的成功,他们也开始了逐渐的介入:在县城最大的广场设置巨型宣传展版,安装大屏幕电视供市民观看,组织彩车方队上街游行造势,地方新闻网号召投票,在今年88日晚黄英“四进三”的比赛时,县委宣传部一副部长率领40人的助威团直飞长沙,为黄英现场鼓劲。此外,还打算让她出任渠县县花、又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黄花的宣传大使,为她专场举办推介渠县的大型歌会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政府新闻网站和一些知名的门户网站,还有《中国青年报》、《华商晨报》、《重庆商报》和全国多家晚报均对黄英做了专题报道。

如果说黄英的成功是一次大众传媒与主流文化有意或无意合作的典范,那么,地方政府的介入更让主流文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其实地方政府的职责不完全是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教化,如果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更看重的是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那么地方政府在乎的却是通过宣传文化名人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进而实现招商引资的经济行为。既然有最高当政总揽全局,那么地方官员就应乘势而上。“黄英现象”引发的地方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合作话题,渠县官方的由“事不关己”到“谨慎观望”再到“有限介入”,这在给我们种种启发之后,些许遗憾还值得深思。

四、个人风格与时代特色的合力

毫无疑问,黄英是历届“超女”中,乃至本届“快女”中最有个性魅力的一位了,相比之下,冠军江映蓉演绎的是欧美现代流行风,亚军李霄云表现的是港台民族流行风,而黄英却异军突起,其依托流行又超越流行的独特风格刷新了国内所有选秀歌手的套路。这说明了,任何艺术得以存在和流传的前提是艺术本身和艺术家个人要有独特的风格,为此,马克思非常推崇法国作家布封“风格就是人”的论断。那么,风格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有哪些要素呢?著名作家茅盾曾精辟地说道:“民族化、群众化和个人风格不是对立的。个人风格必须站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上。”[3] 黄英演唱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对接”时代特色,从而为媒体找到了“个人风格与时代特色”结合的支撑点。

问题是,黄英的“个人风格与时代特色的合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从歌曲种类看,她能演唱各种类型的歌曲,既有大陆的《黄土高坡》,又有台湾的《娜鲁湾情歌》,既有革命的《映山红》,又有通俗的《知道不知道》,既有汉族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又他藏族的《卓玛》,既有经典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又有流行的《水上花》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国家“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艺术思想的体现和“和谐文化建设”理念的表现。二是,从演唱风格看,她能够融合通俗、民族和原生态三种唱法于一体,调和高亢与低沉、奔放与柔婉、大气与细腻、欢快与忧伤等唱腔、情感和技巧,结合在一起并完美地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魅力,体现出时代提倡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的美学价值观和搏采众长、形成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三是,从接受层面看,喜爱黄英的观众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中老年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再到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少年,横跨半个多世纪,这是这类电视选秀节目出乎意料的现象,本来“超女”、“快男”是一群小青年热衷的话题和崇拜的偶像,而黄英的出现打破了既成的格局,实现了全民同乐的喜洋洋,无不与今年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我们需要的节日气氛息息相关。

如果说黄英的成功是应运而生,即她先天个的素质与后天的生长环境,使得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黄英现象”的产生则是顺时而兴。这个“时”首先是时令的暑假期间,黄英决战的七八月份是暑假,因此保证了众多的大中学生参与;其次是时间的22时过后,尽管收视的黄金时段过去了,但是夏天纳凉或夜生活才开始,这正是上班一族一天放松的最佳时候,于是中青年的观看时间得以保证。最后重要的是时代多元文化的开放意识、和谐社会的开明意识、休闲生活的开朗意识和普通民众的开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并变成了切实而有效的行动。

这场由主流文化、通俗文化和商业文化联手推出的2009年的“快乐女声”,尽管已经激情谢幕,这场由平面媒体、影像媒体和网络媒体打造呈现的传媒文化的“黄英现象”,虽然还是众说纷纭;但是它涉及到的传媒学的问题却是深刻的,它启发我们思考,借用北京大学著名的传媒学专家俞虹的见解:“传播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信息的传递去实现传播影响力,而传播建构人类共同的价值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4]那么,这个“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实现人类审美过程的依次递进:由悦耳悦目到悦情悦意再到悦神悦志。

 

 

参考文献

[1]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7.

[2]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M].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866.

[4]俞虹.中国传媒新起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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